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秘书长克里斯托弗·伯纳斯科尼(Christophe Bernasconi)主持该议题讨论。他表示，法律对保障“一带一路”至关重要，贸易走廊的建设需要基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法律框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可以提供相关的国际私法准则。“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全球规则制定机构带来重要机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了诸多国际私法方面的公约，这些公约是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顺利运行的国际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还需要更多规则，包括法律选择规范、程序性规则、国际商事合同所适用的原则等。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法官张月姣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法治合作可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签署的合作协议，遵循国民待遇原则，符合WTO协定等规则;各国应合作建立法律框架及相互查明法律的联络点，使国内立法更加透明，便利投资者决策;各方应共同努力，促进法院判决、项目决策程序等相关信息和数据的交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多元争议解决方式，磋商、调解、仲裁都非常重要，但需考虑成本与可执行性问题。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条法总司秘书长苏莱曼·萨里夫(Sulaiman Syarif)表示，印尼欢迎“一带一路”倡议，相信这将加强中印尼合作。印尼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正致力于建设“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双方应加强相互对接。考虑到不同国家法律体系和文化差异较大，在推进“一带一路”法治合作方面，应加强沟通，凝聚共识，照顾各方的舒适度。相关合作可通过签署新条约或者利用现有条约等方式开展，东盟10+1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全面投资协议等均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为确保“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参与度，建议先从建立不具法律拘束力的规则开始，循序渐进推进相关合作。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陈福利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需要沿线国家和地区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系统工程，规则建设是倡议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沿线国家政治和文化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将不可避免的产生诸多涉外法律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服务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仍是一个新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商务部把开展双边、诸边经贸规则谈判，加快区域经贸规则一体化作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要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发展，更好地发挥条约法律的保障作用，增进经贸合作，强化互信互利，为规则发展提供空间;完善政策沟通，推动既有规则互联;坚持市场作用，增强企业规则意识。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蒂夫·布罗克曼斯(Steven Blockmans)表示，欧盟尚未就“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共同政策，但共同政策是必要的。与其对“一带一路”抱着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欧盟更应当对外明确其要在什么条件下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关于投资安全问题，《欧盟竞争法》可规制收购行为、确保公平竞争。中国决策者强调“一带一路”是双赢倡议，但欧盟政策制定者在认识上存在一定差异，双方应加强交流，顾及对方关注点。

　　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局局长黄解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因此，“一带一路”的构想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宗旨，特别是“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理念高度一致。国际民航组织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护世界人民互联互通的蓝天纽带，构筑和拓展空天丝绸之路。民航组织在航空安全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在联合国系统19部反恐公约中，有8部是在民航组织框架下制订的，其中《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两部法律文书，也凝聚了中国智慧和贡献。

　　非洲统一商法组织常任秘书长多罗泰·柯西·索萨(Dorothé Cossi SOSSA)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全球，非洲统一商法组织肩负区域责任，但两者均致力于改善国际区域贸易框架。非洲统一商法组织面向非洲大陆国家，当一国面临经济困难时，该组织会协助其寻找解决方案。非洲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经济、法律和司法等问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项目，需要各国法律制度的支持。法治是推进“一带一路”的杠杆。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也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则推动合作，保护不同群体与不同合作方的权利。相关条约和协议须协调一致，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在法律上的确定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法律顾问杰拉德·桑德思(Gerard Sanders)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相互补充，关于倡议的讨论几乎都涉及融资问题。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目标都是促进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但其投资政策并不必然参照“一带一路”倡议，在评估项目时，也不要求对方是“一带一路”参与国。亚投行建设理念与古丝绸之路一样，目的是促进人员、物资和思想的流通。虽然亚投行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不一，但不少项目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二者虽然没有法律或者制度上的连接，但亚投行的投资可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补充。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中心教授、悉尼大学名誉教授本·博尔(Ben Boer)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法的影响，表示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环境保护法的一些政策和原则也可能对当地国家带来影响，但同时也要尊重东道国家的主权及自主性。建议将“生态文明”等概念纳入“一带一路”相关条约和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当中。

　　国家开发银行法律事务局副局长孟刚重点就“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的法治思维发言，表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国应充分发挥规则和法治在凝聚共识、平衡利益、支持发展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制度性金融创新保障体系。一是在国际合作层面，深化法治互信与法治合作，发挥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完善区域治理规则。二是在国别风险管理层面，重视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加强国别法律环境的前瞻研究和动态管理。三是在项目管理层面，平衡发展与风险，创新融资机制和融资模式，完善全方位的法律风险管控体系。四是在公司治理层面，建立符合“一带一路”投融资特点的规章制度和内部管理体系，提高全面依法治行水平。

　　评议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前司长、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在评议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互联互通，需要实体性联通和非实体性联通作为保障。法律属于很重要的非实体性联通。互联互通的程度越高，就更重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要在不同的法律制度间搭建桥梁，协调各国的法律和规则，在不同法律制度的东道国之间建立联系。“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重视实体法的建设，还要考虑技术和科技等的影响，目前这些领域还缺少相关规则。此外，还要关注程序法，例如争端解决机制等。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还可考虑制定示范法，示范法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在确保灵活性的同时，有助于增加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