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国情 增强自信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陈训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国情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走什么样的路，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认清中国国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必须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

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显示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

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

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

中国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穷则思变，乱则思定。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一贯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对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提出改革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探索和开拓国家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正确的法治道路书上抄不来，别人送不来，只能靠自己走出来。近代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从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洒京城菜市口，到晚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从袁世凯的“袁记约法”到曹锟的“贿选宪法”，再到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各种宪法文件先后推出，各种政治势力反复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运用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必须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绝对规模世界最大。特别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有着14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经济总量虽大，但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胡焕庸线”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该线西北方57%的国土，供养大约全国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让14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依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要坚持以法治为引领和保障，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中国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

　　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既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又通过改革加强法治工作，做到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实现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实践证明，我国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史出发，认清我国独特国情，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走势中判断我国法治建设所处的方位、发生的变化，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研究、总结和提炼党领导人民推进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决不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经党中央批准，2021年6月，在中国法学会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贯彻。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树立自信、保持定力，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矢志不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阔步前行，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