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讯】 (记者 崔霞)“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都会留意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深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要有行人过马路，车辆一般都会礼让。”11月2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在“深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研讨会”上，以表扬深圳的交通文明作为自己演讲的开场。他认为，从是否遵守交通规则可以管窥民众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这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法治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全民守法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余凌云说，他在研究和观察中发现，在中国，公民的守法意识与其社会地位、财富多少、学历高低是没有关系的，公众的法律规则意识还亟待整体提高。

　　如何做到全民守法?余凌云提出，深圳旁边的香港就是很好的学习借鉴对象。

　　首先是加强法制教育。余凌云说，国内的法制教育也花了很大力气，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形式问题，普法教育并没有结合公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告诉大家法是无处不在、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应该作为日常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还有点高高在上，让民众感觉距离生活还比较远”;比如，很多普法教育是运动式、非常态化的，往往是造一个声势，过后就没了。

　　“深圳能连续3年开展以‘生活中的法律’为主题的全民普法活动，围绕着如何按照法律塑造行为习惯，把法律融合到了日常生活各种行为中，是非常难得的。”余凌云说，法制教育应该从小学抓起，从城市到农村。“现在有些人怪农民进城以后‘不守规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告诉他们规矩，是我们没有做好法制教育。”

　　其次是提高违法成本，抑制潜在的违法行为。余凌云说，现在很多人呼吁扩大执法队伍、增强执法力量。很多西方国家也存在执法力量不够的问题，但因为它的违法成本高，被抓到以后后果很严重，所以民众不敢轻易违法。“很多人一提到提高违法成本，就想到提高罚款额度，其实违法成本应该是综合性的，很多方式都可以提高违法成本。”余凌云举例说，在一些国家，如果违反相关法规自行更改住宅建筑设计的，将不能售卖过户。类似这样的强制当事人遵守法律的手段，都是提高违法成本的重要内容。“未来深圳应该在这方面率先探索尝试，深圳的立法工作非常先进，希望能在创新性地提高违法成本方面给全国树立典范。”

　　余凌云说，此外，还要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这具有教化意义，告诉公民什么是正确的权利观和义务观;同时，要加强社会自治、加强道德建设，“任何法律如果缺少道德的支撑就相当于建立在沙漠上，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加强群众的道德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