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社科联原党组书记，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国明

　　谢谢会议安排我做发言，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企业家朋友，本次论坛选择的主题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企业面临很多困难，外贸形势不理想、汇率波动、市场拉动有限、劳动力成本增加需要法治保障，特别是怎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个关系到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题目，所以我说，这个选题很好。

　　深圳在生物医药、立体视觉、网络通讯、智能电网等领域有很强的创新能力，除了华大基因、华为、中兴等传统大企之外，还出现了像大疆创新这样的企业，深圳取得的成绩与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各项举措密切相关，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依法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经济社会发展为法治进步提供基础的生动范例。

　　下面我讲三点看法。 一、法律体系要不断完善，补短板。二、企业创新发展需要法治水平提高。三、法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法律体系要不断完善，补短板，中国处于快速发展期，这使得法律周期变得很短，中国的法治，特别是我们的法律为什么总是让人感到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太快，法律要调整的很多社会关系没有稳定下来，加上传统文化影响非常深，这就决定了中国法治道路很漫长。作为保护产权而言，法律体系形成以后，保护产权的法律是很多的，尽管有物权法、证券法、有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很多法律，可是企业的财产安全性仍然受到威胁，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举例说，有人瞄准优质上市企业，在股市违法交易，购进上市公司股份超过5%，但是不依照法律进行公告，结果监管机关没有有效措施，依照现有规定只是给予50万的罚款，这种成本低、收益却巨大的恶意收购威胁的是上市公司的财产权，结果损害市场秩序，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法治需要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治经济，甚至是道德经济，所谓法治经济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是有秩序的，是讲诚信，现在市场经济往往呈现出野蛮得利的情形，在互联网领域表现的尤其明显，经济学认为市场的边际效应成本为0时，企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规模效应，范围骤减，也没有组织资本。

　　互联网出现后，许多企业关门，互联网的力量如此之大，可是现在约束却很少，就拿P2P来说，进入P2P领域的门槛非常低，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欺诈行为在这个行业出现，E租宝等期货理财诈骗案造成严重后果，不仅是数额巨大，而且往往因为损害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给社会安定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个领域，立法明显滞后，及有必要制定网络立法总体规划，积极构建互联网法治体系，经过这一段野蛮生长，我觉得对企业而言，理想状态似乎不应该是互联网+，而应当是产业+互联网，法学界应当积极推动传统法律适用延伸到网络空间，规范网络执法，引导网络守法，这也提示我们，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完善法律体系的任务须臾不可放松。

　　二、企业创新需要法治化水平提升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质量加以格外关注，打造专、精、特、新的民营中小企业，是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活力的政策导向，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运营，政府要搭建平台坚决打击侵权行为，同时企业在打击各种侵权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不侵权，尤其是在人才引进方面，要遵守相关国家的规定，以免陷入被动，并且给引进人员带来各种麻烦。

　　我特别要说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任重而道远，有很多需要我们研究，美国每年列举对于美国知识产权报告不利的国家情况，其中的黑名单中国年年上榜，2008年的报告近三分之一是指责中国的。多年来我们强调不要侵权，这是有效果，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随着我们与国际交往增加，有许多新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企业要研究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企业引进了大量国外专利还有技术，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专利人利用优势地位排除他人竞争地位，对我们的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要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同时也要注意运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能力很弱，应当与法学界联手，来研究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之间建立平衡。这方面工作如果做得好，中国可以获得的历史意义很大，典型的例子，这是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开出的罚单高达60.88亿人民币。

　　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企业家创新自主要宽容，应当容忍失败，现在对国有企业负债的考核，没有对于企业家提供创新的条件，创新是需要冒险的，创新是需要投入的，甚至会导致亏损，是不是创新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要给企业家一定的宽容度，否则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企负责人谨小慎微、无所作为，这样该死的国企死不了，暂时亏损的企业会慢慢死掉，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和法律本身也需要创新，要能够激发创新的积极性。

　　三、法学界的历史责任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国际经济大环境不理想，即使新兴经济体当中，也只有中国和印度较好，我看凤凰台，印度经理说新兴经济体只有印度发展比较好。俄罗斯去年经济是负增长，负0.3%，通货膨胀率是15%，巴西的通胀率是8%，和它们相比，中国发展不错，可是世界有很多唱衰中国的论调，有的说中国面临“休斯狄德”陷阱，就是说一定会有大国冲突，一定要和美国打一仗，有人说中国迈不过中等收入陷阱，一定会和拉美国家一样，长期面临困难。中国面临很多困难，法学界一定要清醒，打造适宜于企业创新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环境能够令一批格力这样的品牌涌现，企业更加注重产品品质，注重将自己打造成为产业链组织者，中国一定会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比如分配不公，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富豪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富豪的财富也增加了，倒霉的是广大中产阶级，他们利益受损，财富缩水，这样的变化扩大了分配不公，因此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应当沉下去，参与对转型中国的讨论，要结合实际，不纠结于一些概念、条条，相反应当结合国际，对他们，甚至对工具方法进行一定的改造，使我们可以解释中国法治的现状，提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观点，因为法学界需用法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范式，所以我们创新的理论，我相信也是可以和国际对话。

　　现实向法学界提出的要求和30多年前不一样，我们需要有“照着走”发展成“接着走”，最后是“领着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需要接触世界、了解世界，所以大量引进西方的理论、学术，当时的清醒是照着走，照着西方的理论走，照着经典走，照着外国说的做，照着经典说的做。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各种成就令各种理论解释不了，在前人的理论上接着走，就是要创新发展前人的理论，我们在座的身逢其时，有责任进行理论创新，让世界听得懂中国的声音，看得懂中国的变化，相信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可以拥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当的话语权，进而发展到领着走，所谓领着走就是具有设置话题、引领舆论的能力，我们期盼这一天。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