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两位主持人，各位学者、专家，我报告的题目是《项目融资与债权质权》。为什么选定这个题目?是因为两岸法学交流今年到30周年，我看到项目融资在担保物权上，大陆运用非常蓬勃精彩，但是台湾还在萌芽阶段，所以很值得台湾方面，共同注意大陆地区的项目融资的发展和实务经验，以作为借镜参考。

　　项目融资在学说上没有标准定义，本文提到的项目融资是指对特定事业所为的融资，其融资的返还，原则上限定于该事业所产出的现金流量或收益，而且专以该事业所依存之资产作为担保的融资方法。

　　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项目融资的发起人会设立一个事业公司，专责项目事业的经营，但发起人对该公司的借贷不负保证责任，或者仅负有限度的风险责任。贷款人是用该公司的现金流量作为贷款债权回收的依凭。第二个特征是融资的依据虽然是事业收益为重点，但是仍然需要征提担保。担保标的一般是事业的资产及产出的债权，主要就是现金流量，取得担保的理由跟传统担保不一样，传统担保权是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话，就拍卖担保标的，让债权人优先受偿。但项目融资发生债务清偿困难之后，就是要把事业整体让给第三人，由有能力第三人继续经营，用将来继续经营所产出的现金流量，清偿融资债权，实现债权回收最大可能性。

　　项目融资原来是在欧美地区在20世纪开始，大量被用于电力、基础建设、交通建设或者是通信建设等各种基础设施，如今，其后也引进了大陆。关于项目融资，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11月19号发布了指导案例第53号，这个案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项目融资的leading case。这个案件主要涉及福州市政公司跟长乐市建设局签约，获得负责投资、建设、营运以及维护长乐市区污水处理的特许经营权。福州市政公司为履行这个合同，特别设立长乐亚新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再由长乐亚新公司和海峡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三千万元，指明借款用途是为长乐市区污水处理场的BOT项目。而且用这个特许经营权做担保，把特许经营权收益用于优先清偿上述借款。法院根据这样的事证认定，这个就是污水项目特许经营权质押，实质上是污水处理项目收益权质押，从而，判决银行可以向长乐市建设局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以优先清偿担保债权，但特别指明银行应当合理行使权利，为福州市政公司、长乐亚新公司预留经营污水处理的必要合理费用，以免影响污水处理的正常运作和维护。这个判决正确把握了项目融资的特征，就是要预留必要合理费用，使得借款人也就是项目公司可以继续经营，用将来的收益偿还担保债权，这是直接扣住了项目融资中的精髓，这是本指导案例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二点，指明将来金钱债权可以质押。法院判决认定合同约定是以特许经营权做质押，但实质上是以污水处理项目收益权作为质押，其客体是污水处理服务产生的将来金钱债权，而这种金钱债权就是应收帐款，所以导入了依法可以质押的应收帐款范畴。不过，将来债权是否可以设定质权，在大陆《物权法》、《担保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是有争议性的。但是本判决认定将来债权也是应收帐款的一种，可以作为质押的客体，这种认定，符合学说和近代担保物权的国际立法趋势，能够精准的掌握担保物权的发展动向。又因为收益费用是按期收取的，所以不像传统物权标的物是一个一个特定的物，判决特别说这是特定化的债权。因为是特定化的，让传统担保物权特定性的原则在此能够发挥缓和化的作用，这个解释也是符合担保物权目标特定性原则缓和化的趋势。

　　第三点，本判决非常重视担保物权公示方法，根据《大陆物权法》282条规定，应收帐款质押是要办理登记的，登记是应收帐款质押的成立要件，然而本件污水处理费用收取权质押是在在2005年是成立的，大陆《物权法》2007年才开始施行，质押登记办法也还不存在。因此当时，这种费用收取权当做质押客体，根本就没有办法登记。判决一方面说明本件质押不能适用物权法的制度，但认为可以参照当时的公路收费权质押登记规定，由主管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为担保物权创设了新的登记机制，证明法院非常注重担保物权的公示方法。

　　第四点，创设了应收账款质押新的实行方法，正确运用物权法定原则。根据大陆《物权法》规定，应收帐款质押的实行是要准用动产质权的实行规定，就是与出质人协议用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清偿，但本件判决认为这种污水处理项目收益权，属于金钱债权，质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其直接向债务人收取金钱，并对该金钱行使优先受偿权，所以不必遵照大陆《物权法》229条规定的实行方法。这种直接收取债权的方法，也是台湾《民法》905条规定的实行模式。债权质权实行方法的创设看起来跟物权法定原则是有点摩擦，但是物权法定原则本身只限制当事人任意创制物权，并不是法发展形成的禁止，法院在没有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存在旨趣的范围内，可以用判决形成新的物权秩序，因此，本判决创设应收账款质押新的实行方法，符合债权质权实行方法，应该简捷、低成本、高效率的立法意旨和国际立法趋势，也是正确适用的物权法定原则，让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不至于过于僵化，当然没有违反物权法定原则问题。

　　报告末尾，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是台大1966年毕业的，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五十几年了，今天居然有三个同班同学一起来参加研讨会，他们是曾勇夫理事长，邱锦添大律师。我们在台湾很少碰面，更不可能三个人同时在场参与研讨会，今天三个同场在这边参加会议，实在是难得的际遇，除了感到无限荣幸以外，足以证明我们同学非常注重两岸法学交流30年的意义和贡献，我更为他们多年来对两岸法学交流的付出感到骄傲，我也与有荣焉。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