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青少年一直是互联网上最为活跃的用户群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8月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7.5亿。其中，10岁以下青少年网民占比约为3.1%，约0.225亿;10-19岁的青少年网民占比约为19.4%，约1.46亿，上述未满19岁的总计已经达到1.69亿人，占中国网民的近五分之一。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开阔视野、增进交往、愉悦身心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对其成长不利的后果：从沉溺手游罹患脑梗的少年，到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走上歧途的中学生，再到因个人信息泄露而不幸殒命的准大学生，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已迫在眉睫。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同样需要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网信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网上未成年人犯罪和欺凌事件报道管理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网络道德教育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的通知》、文化部《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已经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行了积极回应。但总体而言，这些规定系统性和完整性还有所不足，就网络空间内容建设、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等问题着墨不多，例如，并没有明确规定儿童个人信息收集必须取得监护人同意的原则。这些缺憾影响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故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后续立法应当秉持通盘考量和综合治理的原则，既要有的放矢地进行专项立法，又要在民法典的高度上进行顶层设计，从而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体架构。

　　就专项立法而言，国家网信办起草报送国务院审议，并已由国务院法制办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值得赞赏。该条例明确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管理体制、建立了网络内容管理制度、增加了公共上网场所预装过滤软件的义务、强化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规范了网络沉迷矫正活动，并针对网络欺凌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在该条例中，“区分违法和不宜、政府部门指导行业协会”的网络内容管理制度颇具创新性。与我们成年人——数字时代的移民不同，今天的未成年人是数字原住民，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思考、互动、学习和社交。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网络与他们的成长休戚相关。我们有责任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这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的根基。

　　就顶层设计而言，我们必须以未成年人的权利作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的最高指针，将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人格健全和身心健康，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实现，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作为立法的试金石。而在林林种种的权利中，未成年人的人格权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网络技术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也给我们的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带来了困扰，以至于有学者说，这是一个“隐私已死”的时代。未成年人正处于敏感、冲动、心智尚未健全的年龄，当遭遇个人信息被不当使用、网上言语暴力、人肉搜索时，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甚至其人格发展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挫折。目前，中国《民法总则》已经规定了一般人格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利，这为未成年人的人格权保护奠定了基础。然而，《民法总则》的相关条款只是一般性和概括性的规定，缺乏对网络空间和未成年人的特别关注，不能满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要求。因此，我国应加快制定民法典人格权编，其不但要正面确认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新型人格权益，还要着力预防通过网络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并规定删除侵权信息、断开链接等新型救济方式，最大程度地防止损害的发生与扩散。我们认为，只有在独立的人格权编中，未成年人的人格权利才有宽裕的空间展示全部内容，并保留继续发展的余地;也只有如此，才能适应网络社会中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发展的需要。在不久之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人格权在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首次被着重强调，这彰显了中国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这样背景下，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保障，可谓恰逢其时。

　　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未成年人的工作，是事关未来的事业”。在这项重大而艰巨的事业进程中，立法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企业、父母等社会各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负担起各自的责任，为孩子们守护干净、清朗的网络空间，共同成就他们的美好未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