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师到法官深感身体力行远比单纯批判更难

　　第二批挂职法学家履新最高法初体验

　　□ 法制网记者 李娜

　　研究国际法的刘敬东用“BigDay”(大日子)形容他到最高人民法院“上班”的第一天。

　　5月4日，刘敬东早早起了床，精心选了一套西装，打上一条蓝色基调的领带，没吃早饭，就出了家门。

　　8点准时进入最高法，拿起工作卡在读卡器前一刷，“嘀”的一声像是提醒或是告诫，他对自己角色的转变突然有了真实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法研究所的一名老师,变成最高法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除了刘敬东，第二批到最高法挂职的其他6位法学家,也在近日陆续走马上任。

　　最高法相当重视这7位“新同事”的到来。在不久前专门召开的专家学者交流挂职座谈会上，院长周强特别强调，这7名挂职干部“有职有权”，“要把挂职干部当自己人，充分发挥作用”。

　　5人挂职审判岗位

　　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通过后，法律人微信朋友圈转疯了5名法学家任职最高法的消息。

　　据了解，5名在审判岗位挂职的学者分别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林维、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刘广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法研究所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冯果。他们分别出任最高法刑一庭、刑三庭、民四庭、行政庭和审监庭副庭长。

　　另外两名学者挂职综合部门，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宪忠、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汪海燕，分别出任最高法研究室和司改办副主任。由于他们不在审判岗位，不涉及法律职务，因此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相比第一批6名挂职学者中仅有3名在审判岗位，这次最高法拿出更多一线审判岗位让挂职法学家充分实践。

　　座谈会一结束，最高法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就把王锡锌接到四楼行政庭办公区。30多名同事早已在此等候，其中一些曾是他的学生，一些曾在研讨会上见过面。李广宇说：“以前可能叫他王老师，今后该叫王副庭长了。”

　　“是什么级别的官职，我不是特别在乎。”王锡锌说，“但以挂职方式深度了解最高法，不是旁观者，而是直接身体力行者，甚至是主角，亲历整个过程，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林维表示，法律实践是职业法律家的真正摇篮。“我们虽然只是挂职，但都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副庭长，要把自己当作有权、有职、有责的司法工作者，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将法学理论知识、法学研究成果转化服务于案件审理、司法解释等具体工作。”

　　首次出现两位70后

　　理论功底扎实、学术造诣精深、有行政领导经历、司法实务经验……7位学者无一例外有着过人之处。

　　其中，王锡锌、冯果、孙宪忠曾获评“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刘广三在刑法、证据法领域科研成果较多，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敬东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科研成果较多，担任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锡锌在行政法领域科研成果较多，研究著作丰富;冯果在经济法、商法领域科研成果较多，是中国证券法研究会副会长;孙宪忠的民法科研成果丰硕，目前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批挂职法学家中首次出现两位70后，进一步凸显年轻化。1971年9月出生的林维，刑法领域科研成果较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曾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实习;1974年8月出生的汪海燕，诉讼法领域科研成果较多，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及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双千计划”人才。

　　7名法学家都有司法实务经验。如刘广三曾挂职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冯果曾挂职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汪海燕曾挂职任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林维和刘敬东则先后担任过最高法特邀咨询员。

　　此外，最高法将第二批挂职人选范围，首次从京内扩展到京外院校。7名法学家中，冯果来自于武汉大学。

　　据了解，这7名挂职人选是最高法面向全国20多家法学院校、科研机构发出邀请，从各地推荐的42名人选中，根据岗位要求，从综合素质、研究方向、专业水平和工作经历等方面考虑，层层筛选出的。

　　期待学术转为现实

　　过去学者和实务部门相互不理解。学者经常批评实务部门办案有问题，实务部门则指出，学者整天掉在书袋里。

　　此次挂职最高法的7位专家，或多或少也曾批判过这个中国最高审判机关。如今，为期两年的挂职，他们要在这里亲身体验枯燥繁琐的法官生活，经历生与死的审判抉择，享受被人尊敬又压力重重的审理过程，角色转换并不容易。

　　“站在大门外看最高法，和走进大厅、走上审判席看，完全不一样。”刘敬东说，民四庭是涉外审判的重要部门，履新后最大感受就是，直接的身体力行远比单纯批判更难。

　　刘广三告诉记者，到刑三庭担任副庭长，要亲自参与死刑案件复核，人命关天，这是件十分严肃的工作，要求多方求证、反复权衡、谨慎处理，既要认识到中国当前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又要认识到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意义。

　　“最高法的案件往往重大疑难复杂，应当正确对待审核签发权，处理每一起案件时，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切实尽职尽责。”冯果说，两年的实践，可能改变他的很多观念、思维方式甚至是培养学生的方式。

　　王锡锌则表示，自己已经逐渐进入角色。“5月1日起，新的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同步实施，加上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影响，行政诉讼案件可能出现井喷式增长。”他说，这些天他一直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仔细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希望未来能把最新学术成果研究运用到疑难案件审判中。

　　“最高法很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可以把学术观点转化为现实，只要你的观点代表未来的方向。”挂职法学家们都对此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