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乔石

　　　　乔石(摄影：陆中秋；图片编辑：何晞宇)

　　看到不平事，不管对方的职位是否比自己高，乔石总是直接说出来，不怕得罪人。作为坚定的改革者，他在工作中常常遇到阻力，尤其在1990年代初期。但他“该顶的时候就顶”，总是一步步推进法治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本文刊登在第712期《中国新闻周刊》)

　　6月14日早晨，7点不到，陈冀平接到秘书电话，得知乔石病危。

　　1985年，39岁的陈冀平经中组部挑选，来到乔石身边工作，直到1993年离开。之后，他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综治办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他赶到北京医院时，乔石已于7点08分去世，享年91岁。他在医院期间，看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赶来与乔石告别。

　　这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也从新闻里得知乔石去世的消息。自1998年乔石退休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乔石。他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常有联络，田纪云谈起，自己有时候去看望乔石，但乔石已很少说话。

　　长期以来，由于乔石极为低调的独特风格，外界对这位中共重要领导人并不特别了解。有人认为，乔石是温和的改革派，有人甚至以为他比较保守。对这两种看法，陈冀平和刘政都不认同。

　　“乔石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们不约而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为政不在言多

　　1985年9月，乔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10月，陈冀平从中组部调到他身边担任秘书，并担任乔石同志工作处党支部书记。

　　陈冀平眼中的乔石，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务实”。乔石讲话不多，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为政不在言多。”很多人不了解他，但他只是淡淡地表示：“要多做。”

　　陈冀平印象最深刻的，是乔石的西藏调研。

　　1987年、1988年间，西藏局势严峻。1988年3月5日，西藏拉萨大昭寺大法会上发生严重骚乱。时任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受中央委托，去西藏考察。

　　出发前检查身体，医生发现64岁的乔石心律有些问题，建议他不要去高原，但他坚持要去。他说，不去又怎么能了解情况?

　　1988年6月下旬，乔石在两个保健医生的随同下进藏，陈冀平随行。陈冀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不仅去了拉萨，还去了日喀则、山南、林芝。一路颠簸，加上内外气压差，车上的易拉罐的封口一个个崩开，饮料几乎全部洒了出来。

　　到拉萨后，乔石听取了自治区几位常委的汇报，并一对一与他们分别谈话。乔石一一询问他们对现状的理解、想法和意见，谈得很透，有时能聊上两三个小时。

　　之后，乔石进入发生骚乱的寺庙，跟活佛沟通。车子停在外面，还有人往停车场砸石头。

　　经过调研，乔石告诉陈冀平：“看样子，我这回要讲讲话。”之后，他对西藏局级以上干部做了一次讲话，对西藏问题进行纠偏。

　　回到北京之后，乔石向中央汇报了考察情况。4个月后，中央派出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任组长、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和中组部副部长刘泽彭任副组长的中央西藏考察工作组。经过考察，中央调整了西藏班子，调胡锦涛到西藏当党委书记，并确定了新的治藏方针。

　　“以乔石的身份和年龄，加上身体情况，能够在西藏做这么长时间的调研，很不容易。他的调研，对后来加强西藏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冀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乔石的务实，刘政也深有感触。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前，他为乔石起草讲话稿。乔石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文章最好简洁些，尽量少重复，避免泛泛议论……文风力求平实，少用夸张词句。”

　　“他这个人，讲话平实，做人也平实。”刘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积极响应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6日，乔石视察广东，并于1月20日至1月24日在珠海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该如何开、自己在会上应该谈些什么，他一直在思考。他让陈冀平找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仔细研究。他告诉陈冀平：“我这次的会议，还是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不要简单地就政法工作谈政法工作，要把政法工作放在改革开放里头去谈。”

　　就在会议期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改变中国改革进程的南方谈话。了解到讲话精神后，乔石兴奋地跟陈冀平说：“我这个会好开了!”

　　在讲话中，他谈到邓小平的谈话，提出：“必须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的指示。”

　　这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乔石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准备这次讲话时，他告诉陈冀平，南方谈话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央党校的校训也是实事求是。因此，党校的这次讲话，“我不讲别的，就讲实事求是”。

　　讲话中，他还专门谈了“左”和“右”的问题，提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防止左的问题。”

　　其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尚未公开，追问“姓社姓资”的声音仍甚嚣尘上。在珠海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乔石都旗帜鲜明地呼应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来，邓小平评价乔石的党校讲话说：“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讲话了。”

　　“对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我认为乔石同志理解得比较深。”陈冀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立法要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后，乔石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组长。

　　作为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刘政进入了修宪小组办公室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乔石。

　　刘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修宪并非一帆风顺。乔石领导修宪小组开了七八次会议。各方面的阻力很大，反对的声音不断传来，有人专门写信来，反对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写入宪法。

　　刘政将信拿给乔石看。乔石很干脆地说：“我们就是要把农村改革用宪法肯定下来，别的不用管。”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3月29日，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共九条。宪法序言也做了修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写入序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写入了九条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在这次会议上，乔石成为新组成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四个月后，刘政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办公厅研究室和新闻局。

　　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乔石再次强调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提出本届常委会要把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以改革的精神对待和解决立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他还强调，立法要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

　　在乔石任内，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得到了很大发挥。过去，绝大多数经济方面的法律是由国务院各部门起草的，全国人大总是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乔石要求，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牵头，组织各方力量尤其是专家学者，主动起草法律。

　　刘政回忆，在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审议法律和决定草案129个，通过118个。这种力度，是“空前”的。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人大自己起草的，体现了人大在立法工作上的主动性。

　　八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后来著文评论，乔石担任委员长的这些年，“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立法质量也有了提高”。

　　乔石一直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曾对陈冀平说：“小平同志说，一定要建设法治社会，不建立不行。小平同志说的完全是正确的。法律都是党领导制定的，我们没有理由不遵守法律。”

　　198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会见中央党校第十期纪检干部进修班学员（图|新华）

　　“成熟的政治家”

　　在外界的眼里，乔石总戴着一副宽大的黑边眼镜，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其实外冷内热。

　　刘政和乔石渐渐熟识后，乔石的讲话稿都要他帮忙仔细看看、把把关，他觉得压力很大，但也感觉到乔石的信任。他眼中的乔石，作风正派，看到不平事，不管对方的职位是否比自己高，总是直接说出来，不怕得罪人。作为坚定的改革者，乔石在工作中常常遇到阻力，尤其在1990年代初期。但他“该顶的时候就顶”，总是一步步推进法治改革。不过，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讲话有理论支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刘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乔石在多个部委工作过，从中联部、中组部，到政法委、中纪委，再到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但他几乎没什么私人关系。“他没有自己的人，对谁都一样，对谁都不会特别亲近。”乔石到人大常委会后，也没有从政法委或国务院带人过去，而是在人大内部进行提拔。刘政记得，乔石任内共提拔了8名部级干部，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自己也是在乔石任上被提拔为副秘书长的。乔石去外地考察，只带随身的几个秘书，很少带副秘书长同行。

　　陈冀平回忆，乔石很自律，对家庭和身边人要求很严。“很多人都说，你们首长管得严。”

　　他至今记得一件小事。1986年，他跟着乔石去南方视察。离开时，当地送给工作人员一些土特产。乔石得知后，批评了他。第二个月，乔石领了工资，便让陈冀平从中扣出一些钱，寄给当地，其数额远远超过土特产的价值。

　　“他有善终”

　　乔石退休后，刘政几乎没有再见过他。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等重要活动，乔石均未出席。

　　2011年，田纪云让刘政协助，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回忆与乔石同志相处的岁月》。

　　刘政说，写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殊由头，只是田纪云对自己的战友的一个系列回忆，先后写了万里、胡耀邦和乔石。

　　在文章的末尾，田纪云写道：“他工作稳重，为人厚道，光明磊落。在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既坚持集体领导，又注意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性。所以，我在八届人大常委会与乔石同志共事的五年，心情十分愉快，工作得心应手，与乔石同志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田纪云告诉刘政，乔石看到文章后很高兴。

　　刘政曾听田纪云说，1986年4月，乔石被任命为分管政法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任命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征求意见，彭真表示赞同，并说了自己对乔石的两点看法：第一，乔石党性强;第二，乔石从基层来，有实践经验。田纪云认为，这个评价很中肯。

　　陈冀平则一直和乔石保持着联系。

　　2008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乔石同志资料整理组”，陈冀平担任组长。资料整理组编辑出版了《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目前正在陆续整理《乔石谈改革与发展》和《乔石谈党建》，内容均来自于乔石过去的讲话。

　　但直到去世，乔石都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的初稿。

　　乔石住院期间，陈冀平常去医院探望他，后期因怕他身体受感染，就很少再去打扰，改向乔石的秘书或警卫员了解情况。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陈冀平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当天中午，他刚刚阅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征求意见的乔石生平，对相关部分进行了仔细核对。

　　他手上拿着写着乔石生平的薄薄几页纸，下意识地来回翻着，最后合上说：“他临终时没有特别的痛苦。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他有善终。